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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前位置:首頁文化產業發展學術論文
      環保法維度中的“名勝古跡保護”研究
      時間:2021-10-03 瀏覽:1523 來源:《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 作者:唐雙娥

      環保法維度中的“名勝古跡保護”研究

      唐雙娥*


      摘 要:名勝古跡是“風景優美地”和“古跡”兩類價值迥異的客體組成的集合概念。名勝古跡被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明確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加以規定,該法制定的依據是1978年《憲法》第十一條條第三款。1982年《憲法》在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新增了文化遺產保護條款,使得依據該條制定的《文物保護法》被視為保護名勝古跡的明確法律依據,《環境保護法》的作用遭到質疑。因深受西方“人和自然對立”哲學思想影響,國際社會對文化遺產的保護多局限于單體或點狀式的文物、建筑或構筑物。我國名勝古跡保護模式經歷了從單體保護到整體性保護的轉變,這種轉變契合環保法的整體性思維。即將古跡和所在地的環境進行一體化的整體保護,是環保法保護古跡的主要途徑。

      關鍵詞:名勝古跡;人文遺跡;整體保護;環保法


      作者簡介:唐雙娥,湖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法學博士,主要研究方向為環境與資源保護法

      1979年,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1978年《憲法》第十一條條第三款制定了《環境保護法(試行)》,名勝古跡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被列舉在第三條中。據此,一般認為,名勝古跡受環境保護法保護。1989年制定的《環境保護法》在列舉保護的環境要素時,規定的是“人文遺跡”這一名勝古跡的上位概念。1982年《憲法》在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新增了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的條款。結果,《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而非第二十六條,成為名勝古跡保護的憲法依據。依據《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制定的《文物保護法》普遍被認為是保護名勝古跡的主要法律,《環境保護法》保護名勝古跡的作用卻遭到質疑。如2015年,民間環保組織“中國綠發會”因為河南鄭州上街區峽窩鎮馬固村7處文物5處被拆毀,以相關機關直接拆毀文物以及不履行法定職責為由將其訴至法庭,從而引發“環保法怎么成了文物保護的救命稻草”的熱議[1]。

      一、“名勝古跡”概念之法理辨析

      1.名勝古跡是一個集合概念

      名勝古跡是一個常見的詞語。早在1928年,當時的南京國民政府內政部就公布過《名勝古跡古物保存條例》。該條例共 11 條,其中名勝古跡分湖山、建筑、遺跡三大類。該條例規定,名勝古跡古物分為:湖山類,如名山名湖及一切山林池沼,有關地方風景之屬;建筑類,如古代名城關塞堤堰橋梁壇廟園囿寺觀樓臺亭塔,及一切古建筑之屬;遺跡類,如古代陵墓壁壘巖洞磯石井泉,及一切古勝跡之屬。從該條例有關名勝古跡分類的規定可以看出,名勝古跡就是一個集合概念。

      我國在1982年《憲法》的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新增保護歷史文化遺產條款。1982年《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從行文看,其一,名勝古跡是文化遺產的下位概念,是與文物并列的概念,并不是文物的下位概念。其二,《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中的“名勝古跡”所指并不是一類客體,而是“風景優美地”和“古跡”兩類價值迥異的客體。這從1982年《憲法》的英文翻譯中可以得到印證。1982年《憲法》英文版將第二十二條第二款翻譯為“The state shall protect places of scenic beauty and historicalinterest, valuable cultural relics and other forms of importanthistorical and cultural heritage[2]”,“名勝古跡”被翻譯成“places of scenic beauty”和“places of historical interest”?!帮L景優美地”的價值在于美學、觀賞價值,而“古代遺跡”的價值在于歷史、考古價值及藝術價值。

      因此,名勝古跡是“風景優美地”和“古跡”兩類客體的符合名詞,并非指同一種類事物的名詞。名勝古跡是一個集合名詞得到了刑法界的認可。如在1989年出版的《刑事法學大辭典》中,名勝古跡(places of historic interest and scenicbeauty)是指古代留傳下來的具有保留價值的建筑物,可供人們游覽的著名風景區,以及其他經國務院和各省、市、自治區批準的具有研究和紀念意義的地方,包括與重大歷史事件、革命運動和重要人物有關的、具有紀念意義和研究價值的建筑物、遺址紀念物;具有歷史、藝術、考古價值的墓葬、石窟、石刻、石碑等等[3]。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刑法室的一本著述中也認為:“名勝古跡是指可供人游覽的著名風景區以及雖未被人民政府核定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但也具有一定歷史意義的古建筑、雕塑、石刻等歷史陳跡[4]657”。

      當然,對于將名勝古跡解釋為風景優美地和古跡的觀點,存在不同的聲音。如對于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條第一款的規定,有觀點認為:將故意損毀文物罪的對象以外的不可移動文物(市、縣級文物保護單位及未被確定為文物保護單位的不可移動文物)理解為古跡,將風景名勝區理解為名勝,這種解釋符合我國法律和國際通用概念。文物保護法雖未使用“古跡”的概念,但其對不可移動文物的規定,基本等同于“古跡”的概念[5]。我們認為,這種觀點是不太合理的,原因在于:第一,大家一般依據《文物保護法》第二條有關文物的列舉性規定,認為古跡是文物的下位概念。但前文已分析過,古跡是與文物并列的概念,不是文物的下位概念。第二,將風景名勝區理解為名勝,片面地理解了風景名勝資源,從而導致將風景名勝資源限于自然景觀,而不包括人文景觀在內。

      那么,名勝古跡既然是風景優美地和古跡的集合概念,為什么在我國總是一并使用,而不像《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那樣分別使用呢?原因除了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外,還在于風景優美地作為自然景觀具有一定的科學、美學和觀賞價值,古跡具有一定的科學、歷史和藝術價值,兩者都是絕佳的旅游資源。

      2.名勝古跡的含義

      名勝古跡作為集合概念,其中的“風景優美地”是指能引起審美與欣賞活動、可作為風景游覽對象和風景開發利用的事物與因素較為集中的地方,其主要是自然景觀,是天景天象、地質地貌、水文景物、動物植物等一類由自然現象和物質所組成的景點、景物等。至于“古跡”,則存在如何認定的問題。與風景優美不受時間影響不同,古跡一詞本身即明確有著歷史時間的限定,并與“人”密切相關[6]。

      “古跡”一詞最早見于南朝謝靈運的《撰征賦》,此后較長時間使用頻次較少,最初附于其他門類之下進行記載。宋代《新定九域志》始將“古跡”獨立成門,明清時“古跡”漸成常用詞,方志中為其專設門目的現象也顯著增多,這反映了其概念的專門化及清晰化[7]。1909 年,清民政部奏準頒布《保存古跡推廣辦法章程》。就古跡的認定范圍而言,它包括古代帝王陵寢、先賢祠墓這些傳統的內容,也包括名人祠廟或不是祠廟的古跡、非陵寢祠墓的古跡,還包含碑碣石幢、石磬、造像及石刻、古畫、摩崖字跡、古人金石書畫、陶瓷、宋元精印書籍、石拓碑版等[8]。

      《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將古跡從珍貴文物中獨立出來,就在于突出其古老性這一歷史年代久遠的特點。當然,哪些遺跡應當歸入古跡,則取決于遺跡的歷史價值的判斷,一般以年代的下限為標準。

      3.古跡的年代下限

      《憲法》第22條將古跡從珍貴文物中獨立出來,在于突出其古老性這一歷史年代久遠的特點。事實上,文物也有年代的要求。古跡與文物在年代要求上存在什么差異?

      關于文物的年代下限,在國際上起初曾定為1830年,起源于1930年美國的關稅條例。該條例規定凡1830年以前作的藝術品可以免稅。以后在國際上,不少國家把這一年定為文物的年代下限。美國在1966年通過了新的關稅條例,又規定“自免稅進口報單提出之日起,凡一百年以前制作的文物”概予免稅進口。因而目前按國際上一般慣例,文物是指一百年以前制作的具有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實物。有的國家根據自己的具體情況另作規定。

      我國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中,對文物的年代限定做了區分?!兜谌稳珖奈锲詹椴豢梢苿游奈锏怯洷怼分浹a充說明指出,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的年代下限,統一為清宣統三年(1911);近現代重要史跡及代表性建筑的年代下限,為2007930日;其他的參照上述截止期限中對應的年代。從第三此文物普查的情況看,我國將文物的概念進一步擴大了,只要有歷史文化或紀念價值的都在文物的范圍內。

      可見,盡管在對文物的范圍的界定上主要遵循的是“古跡式”和“經典式”的文化視角,隨著人們對文化遺產概念的認識有了新發展,對文物的認識已經不局限于“古跡式”或“經典式”的文化視角,近代、現代甚至當代的文化遺產也被納入了保護的范圍[9]。因此,我國《文物保護法》中的文物不以遺跡的古老性為條件。

      《憲法》第二十二條將古跡從珍貴文物中獨立出來,在于突出其古老性這一歷史年代久遠的特點?!兜谌稳珖奈锲詹椴豢梢苿游奈锏怯洷怼分浹a充說明指出,古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及石刻的年代下限,統一為清宣統三年(1911)。因此,古跡的年代下限應采納清宣統三年(1911)。需要說明的是,1989年《環境保護法》第二條規定的是“人文遺跡”,將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第三條中的“名勝古跡”包括在內,其實更為科學。因為人文遺跡對遺跡的古老性并不嚴格要求,其外延自然要遠遠大于古跡,只要該遺跡上承載著文化信息即可。因此,人文遺跡的概念更有利于這些遺跡的保護,比古跡的概念更受歡迎。

      二、憲法上“名勝古跡”保護之歷史沿革

      名勝古跡被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加以規定,其憲法依據是1978年《憲法》第十一條條第三款“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即現行《憲法》第二十六條。1982年《憲法》新增了文化遺產保護條款,在第二十二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從而使得依據該條制定的《文物保護法》被視為保護名勝古跡的主要法律依據,《環境保護法》的作用遭到質疑。

      1.“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曾作為名勝古跡保護的憲法依據

      1978年《憲法》第十一條條第三款首次規定了環境保護條款:“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979年,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1978年《憲法》的第十一條條第三款,制定了《環境保護法(試行)》。1979年的《環境保護法(試行)》在第一條中明確指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十一條關于“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規定,制定本法。名勝古跡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被列舉在《環境保護法(試行)》的第三條中??梢?,從環境法的立法伊始,名勝遺跡是作為環境要素的。

      1989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對《環境保護法(試行)》進行修訂,形成1989年《環境保護法》。1989年《環境保護法》第二條在界定了環境的概念后,列舉了14種受保護的環境,其中包括自然遺跡、人文遺跡。

      基于環境保護立法的規定,學術界都將名勝古跡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環境保護法的“環境”,主要是指自然環境,但不只是指自然環境,還包括人類加工改造了的自然環境,如城市、風景名勝、文物古跡、生活居住區等[10]4。

      不過,1989年《環境保護法》第一條并沒有直接指出立法的憲法依據,只是籠統地規定“為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與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保障人體健康,促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發展,制定本法”。這種特點在2014年對1989年《環境保護法》進行修訂時被保留了下來。因此,盡管現行《環境保護法》在第二條將人文遺跡列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但由于其沒有明確指出其憲法依據,使其作為人文遺跡保護的法律依據備受爭議,如前面指出的針對“中國綠發會”就破壞文物提起訴訟的質疑。

      因此,質疑環保法是文物、名勝古跡保護的法律依據,其根源在于現行《環境保護法》的憲法依據并不明確。在《環境保護法》修改中,通常將《憲法》第二十六條作為其憲法依據。如1989年修訂《環境保護法(試行)》時,曲格平在做說明時指出:立法依據發生了變化:環保法(試行)是依據1978年憲法第十一條“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的規定制定的;1982年憲法第二十六條規定“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11]。并沒有特別提及《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也是《環境保護法》的憲法依據。這無疑加劇了《環境保護法》作為人文遺跡保護依據的尷尬境地。

      其實,包括古跡在內的人文遺跡很多被規定為受環境法保護的環境要素。如我國臺灣地區2002年的《環境基本法》中的環境,就包括人文史跡在內。美國1969年的《國家環境政策法》在政策與目的中也強調:“保護國家歷史、文化和自然等方面的重要遺產,并盡可能保持一種能為每個人提供豐富與多樣選擇的環境”。

      2.1982年《憲法》第22條作為名勝古跡保護明確的憲法依據

      文化遺產保護條款,是1982年在修訂時《憲法》新增加的條款。1982年《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規定: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在《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中,名勝古跡是作為與文物并列的文化遺產出現的,名勝古跡成為文化遺產的下位概念。1982年《憲法》第二十二條成為名勝古跡保護明確的憲法依據。

      需要說明的是,我國《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使用的是更為科學的文化遺產概念,而非文化財產的概念。文化遺產一詞,是1972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通過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正式使用的。在此之前,一般使用的是“文化財產”。日本于1950年制定了《文化財保護法》,將分化財分為五類,史跡名勝就是其中的一種?!拔幕z產”這個術語較新,更強調民族精神與身份承繼特性,內涵更為廣泛,如既包括有形的也包括無形的文化遺產,而“文化財產”的內涵較狹窄,多指有形的文化遺產而且偏重于經濟價值[12]。

      我國依據《憲法》第二十二條制定了《文物保護法》?!段奈锉Wo法》第一條開宗明義地規定,為了加強對文物的保護,繼承中華民族優秀的歷史文化遺產等,根據憲法,制定本法。因此,在文化遺產保護法律體系中,《文物保護法》被是視為文化遺產保護基本法律之一[13]43。

      3. 1982年《憲法》第二十二條與第二十六條作為名勝古跡保護的共同依據

      可見,名勝古跡保護一開始的憲法依據是1978《憲法》第十一條第三款“國家保護環境和自然資源”,即現行《憲法》第二十六條“國家保護和改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F行《憲法》第二十二條“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是1982年修正時新增的條款。如此一來,《憲法》第二十二條成為保護名勝古跡明確的憲法依據,《憲法》第26條作為名勝古跡保護的憲法依據反而被有意無意給忽視了。

      不過,學術界普遍將《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作為保護環境要素中的人文遺跡的憲法依據之一。如《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對珍貴文物、名勝古跡等歷史文化遺產的保護做了規定,這些遺產在某種程度上也可視為環境要素,其屬于人工改造環境組成部分[14]28。同樣地,環境保護方面的法律也被視為文化遺產法的重要淵源?!董h境保護法》《海洋環境保護法》《森林法》等法律中也有若干條款涉及文化遺產保護、利用與開發,同樣應當用于調整文化遺產法律關系,也是文化遺產法的重要淵源[13]51??梢?,保護人文遺跡的憲法依據既有《憲法》第二十六條又有《憲法》第二十二條,得到了學術上的普遍認同。

      三、環保法的系統性思維與名勝古跡的系統性保護

      1.環保法的系統性思維

      《環境保護法》第二條列舉的受保護的環境,其中很多是環境要素,但也有一些是作為整體予以系統保護的生態系統,如森林、草原、自然保護區、風景名勝區。如森林一詞,在《森林法》一方面將其視為單個的自然資源,即森林、林木、林地,并在第十五條規定,林地和林地上的森林、林木的所有權、使用權,由不動產登記機構統一登記造冊,核發證書;但同時確認森林是生態系統,在第二十八條強調森林生態系統的生態功能:蓄水保土、調節氣候、改善環境、維護生物多樣性。

      又如濕地概念,其不是作為環境要素存在,而是生態系統角度的定義。因為第一,濕地本身強調包含一定的水資源,水資源成為濕地不可分割的組成要素。第二,濕地所在范圍內的水生動植物尤其是水生植物也是濕地不可分割的內在組成部分。

      事實上,即使當初作為要素對待的環境,如水、大氣,也正脫離要素的窠臼,轉變為對環境要素所屬的生態系統予以保護。如《水污染防治法》第一條就強調立法目的之一在于保護水生態。202012月通過的《長江保護法》,就遵循了生態系統整體性的原理。20191223日在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上,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主任委員高虎城所做的《長江保護法(草案)》的說明就明確指出,《長江保護法》起草工作遵循的原則是“堅持系統保護,從生態系統整體性和長江流域系統性著眼,統籌山水林田湖草等生態要素”[15]。

      因此,環保法對環境的保護經歷了由環境要素到生態系統的轉變,這使得系統性思維成為環保法的主要思維方式,不再對單個的要素進行保護。在保護方式上,系統性思維體現在:第一,強調環境要素及其要素構成的生態系統的整體功能的保護;第二,通過劃定自然保護地,對自然保護地內的要素實行一體化的整體保護。

      2.環保法系統性保護名勝古跡的實踐

      盡管從法源角度看,《憲法》第二十二條第二款以及依據該款制定的《文物保護法》成為名勝古跡保護的法律依據,《環境保護法(試行)》以及1989年的《環境保護法》作為名勝古跡的保護依據已經事實上被“剝奪”,但環保法中的很多單行法卻在名聲古跡的保護上大放光彩。

      從保護名勝古跡的環保單行法看,這些單行法都是從古跡所在自然環境的保護角度,將古跡作為所在環境的中心,進行整體性的一體化保護。自1979年《環境保護法(試行)》將名勝古跡列為受保護的對象后,環保法體系中的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等單行法,對古跡保護提供了充分的制度供給。在有關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單行法中,古跡被視為森林公園、風景名勝區的重要資源,與其所在的自然環境一起被給予以了整體性的保護。不過,由于難以將古跡解釋為屬于《憲法》第二十六條中的“生活環境和生態環境”,學術上一般認為古跡是一種資源受環保法保護。如從環境法的調整范圍來看,對文化遺產的保護更側重于其資源屬性及周邊環境,并將其納入地球生態系統的整體考慮[16]。

      環保法對古跡及其所在自然環境進行整體性的一體化保護,是通過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濕地公園等特殊保護區域的方式實現的。1986年制定的《風景名勝區管理暫行條例》第二條指出:凡具有觀賞、文化或科學價值,自然景物、人文景物比較集中,環境優美,具有一定規模和范圍,可供人們游覽、休息或進行科學、文化活動的地區,應當劃為風景名勝區。因此,在張永明、毛偉明故意損毀名勝古跡刑事案中,二審法院認為,風景名勝區的核心景區是受我國刑法保護的名勝古跡[17]。1994年制定的《森林公園管理辦法》第二條指出:森林公園是指森林景觀優美,自然景觀和人文景物集中,具有一定規模,可供人們游覽、休息或進行科學、文化、教育活動的場所。該辦法將森林公園視為自然景觀和人文景物并存的整體,予以一體化的保護,人文景物成為森林公園這一自然保護地的客體。

      從這一點不難看出,我國環保法在古跡保護上,從一開始就堅持了我國傳統的“天人合一”思想,將古跡和所在地的環境如森林、草原、水融合一起,進行整體保護。而不像深受西方“人和自然對立”哲學思想影響的《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對文化遺產多局限于單體或點狀式的文物、建筑或構筑物,缺乏對所依附環境的關注;自然遺產則強調的是自然本身的生物或美學價值,以及較少人文痕跡,從而導致那些文化和自然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遺產被人為地切割和分離。雙重遺產一定程度消解了自然和文化的對立關系,但仍未使兩者成為一個有機整體[18]。

      四、環保法的整體性思維與名勝古跡的整體性保護

      風景優美地保護的發展階段在我國與環境保護法的發展階段相一致。相反,對于古跡的保護,則經歷了對古跡進行單體保護、古跡與所在的自然環境割裂開來,到對古跡本體與自然環境一體化保護的轉變。名勝古跡保護模式從單體保護到整體性保護的轉變,契合了環保法的整體性思維。

      1.突出革命遺跡保護的階段

      1973年頒布的《關于保護和改善環境的若干規定(試行草案)》是我國環保法的最早雛形。在該若干規定中,并未出現有關名勝古跡保護的規定。盡管如此,在此之前,我國已有名勝古跡保護的規定。如1950年,當時的政務院還專門發布了《關于保護古文物建筑的指示》;原文化部、內務部于1951年發布了《關于管理名勝古跡職權分工的規定》。在該規定中,名勝古跡的范圍較為寬泛,除了革命史跡、烈士陵園、宗教遺跡、古代陵墓、古文化遺址、山林凡晚、古代建筑外,還包括古器物、圖書、雕刻、書畫、碑志。

      由此規定不難看出,革命史跡居于突出的地位。這與新中國剛成立的特定歷史背景、需要鞏固和強化新生政權有關。195076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關于保護古文物建筑的指示》第一次提出“革命遺跡”以及“有關革命史實的文物建筑”,在第一項強調:“凡全國各地具有歷史價值及有關革命史實的文物建筑,如革命遺跡及古城郭……及以上各建筑物內之原有附屬物,均應加以保護,嚴禁毀壞”。以至于《文物保護法》在第一條[v]都將革命傳統教育作為其立法目的。

      2.注重古跡本身、忽視古跡所在自然環境的階段

      1979年,我國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1979年《憲法》的第十一條條第三款制定了《環境保護法(試行)》,名勝古跡作為受保護的環境要素被列舉在第三條中。不過,1982年《憲法》在修訂時增加了文化遺產保護條款:即第二十二條第二款“國家保護名勝古跡、珍貴文物和其他重要歷史文化遺產”。1982年,《文物保護法》出臺。與《環境保護法(試行)》僅僅將名勝古跡列為受保護的要素這一簡單做法不同,《文物保護法》第二條列舉了應保護的文物的范圍,將古跡列為文物。

      《文物保護法》對古跡的保護,重點在于古跡本體的保護。盡管我國《文物保護法》在規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時,要求劃定一定的保護范圍和建設控制地帶,看起來似乎對古跡所處的周圍環境予以了保護。但事實上,這種模式將古跡和周圍的自然環境是割裂開的,注重的仍然是古跡本體的保護。這一點是受到了1972年《保護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的影響?!侗Wo世界文化和自然遺產公約》雖然本意是要將自然和文化的價值公平對待,但由于深受西方“人和自然對立”的哲學思想的影響,該《公約》對世界遺產的劃分還是涇渭分明。例如,文化遺產多局限于單體或點狀式的文物、建筑或構筑物,缺乏對所依附環境的關注;自然遺產則強調的是自然本身的生物或美學價值,以及較少人文痕跡,從而導致那些文化和自然緊密交織在一起的遺產被人為地切割和分離[18]。

      3.古跡本體與自然環境一體化保護的階段

      在國際公約中,文化遺產保護的整體性較早得到了重視。如1964年的《威尼斯憲章》第七條說得很明確,一座文物建筑不可以從它所見證的歷史和它所產生的環境中分離出來;因此第六條要求,保護一座文物建筑,意味著要適當地保護一個環境。在2005年的《西安宣言——關于古建筑、古遺址和歷史區域周邊環境的保護》中,“周邊環境”還被認為是體現真實性的一部分,需要通過建立緩沖區加以保護;有必要承認、保護和延續遺產建筑物或遺址及其周邊環境的有意義的存在,以減少對文化遺產的真實性、意義、價值、整體性和多樣性所構成的威脅?!段靼残浴窞槲幕z產環境的評估、管理、保護提供了很好的方法、建議和操作指南。

      可以說,文化遺產周邊的自然環境一旦遭到破壞,文化遺產本體的價值也會消失殆盡。古跡的有效保護依賴于對古跡及其自然環境實行一體化的保護,即實行整體保護。這反映在國際法律保護模式上也發生了根本的變化。20世紀50-60年代,文化遺產國際法保護模式主要為單一的財產法保護模式;在立法價值層面,僅保護文化遺產的歷史、科學、藝術等價值,未保護文化遺產的環境、生態價值;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文化遺產單一的財產法保護模式得以突破,形成了財產法、環境法、人權法、知識產權法、刑法的互動保護[12]。

      文化遺產整體保護的理念,還反映在文化景觀這一概念的出現。1992 年,第 16 屆世界遺產大會提出了文化景觀的概念。文化景觀是指人類為了滿足某種需要,利用自然界提供的材料,在自然景觀之上疊加人類活動的結果而形成的景觀[19]。文化景觀的提出似乎彌合了世界遺產操作指南中自然和人文之間的裂痕,使得任何人類遺產都可以找到對應的歸宿。過去被認為是分離的自然遺產或文化遺產,開始被視為相互依存的遺產,被一并進行保護,自然遺產與文化遺產合二為一。不過,有觀點認為,雙重遺產一定程度消解了自然和文化的對立關系,但仍未使兩者成為一個有機整體[18]。

      文化景觀作為一種全新的遺產類型,是“人類和自然的共同作品”,是“人與自然的聯合產物”。文化景觀跳出了一個或一組人工創造物的獨特價值,而從較大的范圍和規模去發現和認識大自然的造化既在某種特定自然環境中人的創造和生存狀態,從而記錄和保留下人類進步進程中具有不同特色的片段及其與大自然的結合與奮戰[20]13。

      對古跡本體與自然環境進行一體的保護,也反映在文化遺產法保護的原則上就是整體性原則的確立。不同的學者對整體性原則的側重點不同。整體性原則要求在文化遺產保護中,完整地保護文化遺產的所有形式與內涵,及其所處的自然與人文環境[13]35-39。該定義中,文化遺產本身與其環境的整體性平分秋色。而在該定義中,整體性原則特別強調對文化遺產的環境保護的必要性:整體性原則是指基于文化遺產只有在它本來所處的環境中才能完整、準確地體現其內涵,因此文化遺產的保護不僅要保護文化遺產本身,還要保護其周圍的環境[9]。

      不過,對古跡本體及其自然環境實行整體保護,并沒有得到最高院的支持。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在通過的《關于辦理妨害文物管理等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中,第三條規定故意損毀國家保護的珍貴文物或者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文物情節嚴重的,僅限于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本體;第4條將“未被確定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省級文物保護單位的古文化遺址、古墓葬、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壁畫、近代現代重要史跡和代表性建筑等不可移動文物的本體”,認定為“國家保護的名勝古跡”。

      五、結語:名勝古跡之環境法保護勢在必行

      從上述立法不難看出,環保法對古跡及其自然環境進行系統保護,主要是通過依法劃定并予以保護的特定區域這一方式。依法劃定并予以特殊保護的區域,即為環保法中的自然保護地。

      我國正在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2017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建立國家公園體制總體方案》。2019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發布《關于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的指導意見》。在該意見中,自然保護地按生態價值和保護強度高低依次分為三類:國家公園、自然保護區和自然公園。其中的自然公園是指保護重要的自然生態系統、自然遺跡和自然景觀,具有生態、觀賞、文化和科學價值,可持續利用的區域。自然公園包括但不限于風景名勝區、森林公園、地質公園、濕地公園等。

      因此,在建立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中,環保法對古跡的保護將一如既往地實施整體性的系統保護,并更加注重自然環境保護對古跡的原真性和完整性的影響。值得高興的是,這種整體性保護得到了法院的支持。如在廖衍祥破壞名勝古跡案中,被告人廖衍祥于199612月間,在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古田會議會址范圍內,用木工鉆對會址后山林木中的9株雜樹分別鉆洞,并用食鹽塞入洞內,后將洞口用黃土封住,致使該樹慢慢枯萎。被告人廖衍祥的辯護人認為:廖衍祥實施的行為直接破壞的對象是古田會議會址后山的林木,屬特種用途林,應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森林法》的有關規定處罰,而不構成破壞名勝古跡罪。福建省上杭縣人民法院認為:被告人廖衍祥故意使用木工鉆對古田會議會址保護范圍內的林木進行鉆洞并塞入食鹽,致使林木慢慢枯萎,其行為已構成破壞名勝古跡罪,公訴機關指控的罪名成立,辯護人意見不予采納[21]。

      習近平總書記的生態文明思想已成為環保法的理論根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生態環境的保護上,一定要樹立大局觀、長遠觀、整體觀”。因此,將古跡與其自然環境進行一體化的整體保護,使古跡與其自然環境融為一體成為有機的整體,是環保法保護古跡的必然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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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本文刊發于邵陽學院學報(社會科學版)2021年第3期,受格式所限,文中腳注已隱去,如需援引,以期刊文本為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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